化妆品制假售假现“黑产业链” 电商成重灾区

摘要：假货销售者制造者也正是利用了消费者买低价的心理。据一位化妆品电商透露，在网店上，商家们不断通过展示授权书、降低退换货门槛的方式证明自己，并利用虚假刷单等提高店铺信誉度等方式来吸引消费者。“一线城市卖真货，二三线城市半真半假，四五线以下县市卖假货。”在化妆品行业多年的业内资深人士张微（化名）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道出了化妆品行业的“潜规则”。张微还指出，现在电商已经成化妆品假货的重灾区。
化妆品制假售假现“黑产业链” 电商成重灾区
随着化妆品消费的日益增长，化妆品假货问题愈发严峻。近年来警方亦查出多个化妆品涉假案。2017年1月广州警方查扣假冒国际知名品牌香水共11万多瓶；2月南宁海关查获1080件假冒CHANEL粉饼、唇釉、口红等单品；同在2月，浙江警方则查获一件8.27亿级化妆品造假案。
从上述多个案例分析看，化妆品售假甚至演变成了一种“黑产业链”，细分出了“假货生产商、包材提供商、渠道批发商”等。一位公安执法人员亦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指出，目前假冒化妆品主要有三大特征，生产和批发源头多集中在东南沿海日化工业发达地区；通过微信等社交平台售假逐渐增多，而且很难监控；假冒化妆品的品牌和种类，随着潮流而快速变化。
而这些假货很多因质量问题，影响消费者健康。与此同时也影响了正规品牌的发展。早在2014年，爱茉莉太平洋集团董事长徐庆培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就曾表示，品牌屡遭有关假货问题的困扰，导致消费者受到损失；一位国产品牌总经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假冒商品出了问题但最后消费者或被打假的经销商都来找（公司），给我们也带来了很大困扰。”
化妆品售假“黑产业链”
在一些县城有个“奇特”现象，即当地人会请在外地的亲朋从北上广甚至香港带洗发水、洗面奶、口红等日化产品，在他们看来，大城市的效果更好。
“我们在当地买的洗发水感觉洗不干净，有时候洗完还会痒。当县广场举办展销会的时候，我们会去买一些，各个摊位上有多种洗护用品，价格也便宜，不过，上午卖完下午就撤了，发现质量不好也没办法找到人。”江西某县城的一位退休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江西某县城城乡结合部的一位小型经销商何民（化名）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正品一般会由厂家委托的总经销开车直接到我们店里来送货，没有折扣，按照拿货的数量进行返点，比如拿5000元的货返8个点，他们也不会返钱而是对应的货。但如果到省城进货，就大不同，价位也有多种。”
奥妙即是在这不同的价位中。“在省城经销一个化妆品的有很多家，有些价格低至四五折。比如正常的一瓶洗发水20元，但仿制假冒的只需要8块、10块。在我们小地方，消费者买东西都会砍价，要求价钱低的就会给仿制假冒品。”何民介绍说。
何民透露，这些批发商有的从正规企业出来或者与企业相熟，产品的外包装与正品一模一样，若不一样也只有细微之处，县城或者农村的消费者也看不出来。“他们有技术，也有原料来源，做的产品也跟正品差别不大，我们小地方也没有监管。”
何民只是化妆品售假的一个环节。有业内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目前化妆品售假甚至成了一种“黑产业链”，延伸出了“假货生产商、包材商、批发商、渠道商”等，公安局破获的各案例亦可以佐证。
2017年2月，浙江台州椒江公安分局破获一起跨越多个省市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国际知名品牌化妆品的大案，摧毁生产窝点2个，存储、销售窝点5个，查获假冒安利、兰蔻、雅诗兰黛、香奈儿、迪奥等知名品牌化妆品、日用品1200多箱，涉案货物按正品估值约8.27亿元。
在上述造假案中，涉案人员在假货产业链中各有分工。
犯罪嫌疑人段某父子在2014年7月中旬至2016年4月7日，在河南省叶县叶邑镇建立生产、销售渠道，雇佣他人灌装假冒兰蔻系列的化妆品，后以批发方式向哈尔滨张某及全国各省市其他“线人”销售假冒兰蔻、香奈儿等品牌日用化妆品价值约1.5亿元。
而灌装所需的“兰蔻”系列化妆品空瓶、包装盒、标签等物系从广东的刘某和尹某等人处购买。然后以批发方式向哈尔滨市张某等人销售假冒的安利系列日用品，价值达1.6亿元，供货“制假售假”的下线联系人达100余人。
据了解，有假冒生产商就有自己销售体系，比如微信朋友圈或者其他网店，或农村、城郊等偏远地区的实体店，作坊生产出来后就直接配送过去，三四线城市理发店、美容院是重点目标；部分经销商进购的也是制作仿冒化妆品原材料，然后按照配方进行勾兑，从广州收购包装再批发给各批发商。
电商成假货重灾区
随着电商的不断发展，假货的阵地逐渐转型互联网，化妆品则是重灾区。此前由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互联网协会等机构首次发布的《中国化妆品安全指数报告》数据显示，根据100多个著名化妆品商公布的供应在中国互联网销售的总数量与实际销售数量相比，网络销售的化妆品有两成为假冒产品。
据央视记者调查发现，在我国南方一些地区存在成规模的假冒化妆品生产基地，原本通过小商品批发市场发往三四线城市，随着国家打击力度的增强，他们的渠道向成本更低的电商转移。
上述嫌疑人透露，成本只有几块十几块钱的一瓶假冒化妆品，可以在网上卖出十倍或者数十倍的价格。因为有价格优势，所以很多假冒化妆品销售很快，销量也惊人。
在上述8.27亿元假货案中，仿冒的有迪奥、兰蔻、香奈儿等100多款产品。以安利日用品为例，这些假货的网络售价大约是正品的6折至7折左右，而其他名牌化妆品的售价则是正品价格的5折。椒江公安分局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大队民警陈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这些伪国际大牌的成本都很便宜，灌瓶包装完也只要四五元的成本。
陈雄指出，仔细分辨会发现，这些货品包装相对粗糙，说明书上的字迹比较模糊，更没有防伪标识。一般消费者不懂鉴别，只认为网上卖的便宜，就中了圈套。
国产化妆品植物医生创始人解勇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消费者现在有一个误区，认为聚美优品、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因为省去了租金、人工等成本，所以产品以五折甚至更低价销售也是合理的，但实际上，目前电商的成本也并不低，因为包括各种推广费用等。
而假货销售者制造者也正是利用了消费者买低价的心理。另据一位化妆品电商透露，在网店上，商家们不断通过展示授权书、降低退换货门槛的方式证明自己，并利用虚假刷单等提高店铺信誉度等方式来吸引消费者。
聚美优品副总裁刘惠璞曾这样解释为何电商销售陷入低价竞争的怪圈。“正是因为我们不能像线下渠道一样让用户试用，我们不能不用低价的方式来竞争，否则美妆电商能有什么出路呢？”
而另一种让消费者防不胜防的是商家在面对激烈竞争时为了能大打价格战，使用隐蔽的掺假手段摊低成本。据央视新闻报道，有些网站售卖的化妆品，外包装和瓶体均为正品，内含液体却比正品化妆品稀薄，颜色和气味不符，甚至还出现过产品包装与内容不符的情况，如用旧包装盒包装新产品等。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曾在某平台上五折购买了某品牌授权的电商自营产品，随后发现该产品与此前在商场专柜购买的并不同，酒精含量大而且气味也有所不同，于是到该商品专柜咨询，相关人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种差异是品牌找不同代工厂生产的，不能算是假冒产品。
制假售假毒瘤待清
观察化妆品品牌多年的品牌专家尹杰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近十年化妆品行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消费者的辨识度也所有提高，但很多新的形式如网络、微信售假等也会让消费者遭受损失。
“从行业性质上讲，化妆品是一种特殊商品，更多时候卖的是品牌溢价，正是为防止低价倾销的冲击，源头生产商对产品的去向和售价都有严格掌控。但很多制售假者都是通过微信、QQ等社交软件进行沟通交易。这部分售假证据，目前警方极难取得并确认。”尹杰表示。
而假冒化妆品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一位化妆品产品研发人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很多化妆品除了使用效果不好外，还存在很大危害。“一些制假商选择的原料低劣，在生产中没有经过任何检测，细菌和卫生环境标准不达标，产品质量根本没有保证。假冒化妆品可能存在非法添加物质（如激素、消炎药物）、金属超标等问题，这些都会危害身体健康。”
2016年5月，广东省皮肤病医院发布了《2015年度化妆品皮肤病临床监测报告》（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2015年1月1日-12月31日广东省皮肤病医院共确诊化妆品皮肤病416例，占门诊患者的1.04%，化妆品皮肤病的发病率处于明显上升的态势。
报告分析显示，“化妆品病”以接触性皮炎病例最多，共240例，占57.7%。排第二的“化妆品病”是化妆品不耐受综合征，共报告51例，占总数的12.3%。化妆品激素依赖性皮炎排第三，共报告49例，占总数的11.8%。
而假货也给企业带来了困扰。
早在2014年，爱茉莉太平洋集团董事长徐庆培在接受媒体专访时也曾表示：“品牌屡遭有关假货问题的困扰，导致消费者受到损失。”供货商与销售商口径不一，货源遭质疑，消费者声讨“假货”，正是电商化妆品商家所遭遇的困境。
一位国产化妆品品牌总经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假冒商品出了问题但最后消费者或被打假的经销商都来找（公司），给我们也带来了很大困扰。”
为了打假，2016年1月28日，阿里巴巴集团与爱茉莉太平洋集团联合签署知识产权合作备忘。双方在侵权商品的发现、鉴定、处理等层面发挥各自优势，携手共同打击假货及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在回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爱茉莉太平洋集团知识产权部副总裁权秀晶表示，“此次协议大大增强双方打击网络售假的力度。希望双方的努力能够促进中国电子商务交易市场的发展与完善，保护我们的消费者远离假冒产品。”
而在今年1月份，阿里巴巴也成立了大数据打假联盟并采用定向邀请制度，其中有化妆品类产品的品牌有安利、资生堂、贝德玛、Burberry四家。通过该模式，阿里巴巴在一年时间里（2015年9月至2016年8月）推送给执法部门够起刑标准（5万元）的制售假货线索4495条；执法机关接收1184条，破案469起，查处了675个制售假货窝点。
化妆品涉假待重拳整治：“像治酒驾一样”治假
化妆品制假售假现象一直不断，不仅危害消费者，对化妆品企业的发展也造成了困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售假也转移至电商、微信等社交平台，增加了打假的难度。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质检总局原副局长、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理事长刘平均则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电商平台打假取证等有一定难度，为此仍需加强电子商务标准体系的建设，在消费者维权、质量保证等方面引入规范性的标准。
实际上，化妆品假货难以治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售假者违法成本太低。据阿里巴巴初步统计，阿里巴巴一年协助执法部门破获469起制售假货案中，目前通过公开信息只能查到33起有判决，且79%的被判刑人员都是缓刑。
阿里巴巴方面给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回复是，要按照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像治酒驾一样治假”的建议，参考酒驾治理假货，如销售一件假货拘留七天，制造一件假货入刑，以改变目前假货泛滥的现状。
利益诱惑
化妆品行业制假售假毒瘤存在多年，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解到，其存在的首要原因是制假售假的高额利润，此外制假售假的违法成本很低，而且具有产业优势，因为日化产业集中度非常高，制假者能够轻易获得产业链上生产所需材料、包装等。
据了解，因假冒化妆品原材料低廉且不用遵守生产化妆品的相关标准要求，假货化妆品的成本通常只有正品的五分之一，甚至更低。而这些假冒化妆品的批发价格，却能达到正品的五分之二，甚至一半。在暴利的驱使下，众多不法分子参与到假冒化妆品的制售当中。
2016年3月，据中新网报道，江苏破获一特大假冒美容药案，捣毁生产、销售假药窝点10个，涉“保妥适”牌、“衡立”牌以及韩国等一些品牌美容药品，据了解，一支假玻尿酸6角买进最高卖八千，涉案金额达上千万元。
另一个原因，则是我国化妆品产业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以及东部沿海地区。在这些日化产业高度密集区域，有大量化妆品原料以及包装材料生产企业，制售假货分子可以轻易获得假冒化妆品的生产资料，并在当地以组装的形式加工制造假冒化妆品。
目前在化妆品行业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制假售假都转移至互联网。而缺乏监管、没有有效的评估体制是我国化妆品发展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尤其对于电商销售而言，电商立法进度缓慢造成缺乏监管，行业标准缺失的局面。
2016年5月1日起，国家工商总局审议通过的《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这意味实体店销售与网络销售被共同纳入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的监管范围。工商部门将以随机抽查的方法，对线上线下销售商品进行质量监管，抽检结果线上线下共同适用。但掣肘质检部门及消费者维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网上抽样难题。刘平均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此前质检部门是针对某一家生产企业的产品实行抽查制度，到仓库里、到生产线、到商店里抽样。而网上抽样比实体企业的批量要大得多，同类产品可能要上亿件，涵盖各种产品品牌。
而目前最困难的环节在于证据的确认，很多制售假者都是通过微信、QQ等社交软件进行沟通交易。这部分售假证据，目前警方极难取得并确认。此外，在司法层面，法院对于销售记录等电子证据的认可度不高，而现场查处到的假货案值很少，使得很多制售假者因此逃过了惩处。
重拳治理
阿里巴巴打假特战队一位成员根据其打假实践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之所以制假售假屡禁不止，另一个原因是违法成本太低。“为了躲避处罚，制售假冒化妆品分子，都是按订单生产，生产出来产品会转移，其生产、仓储、销售都不在同一地点。其制售假货窝点只有少量假冒产品，这使得查处制售假冒犯罪分子的时候，很难达到5万元的起刑标准。”
上述成员指出，很多制售假冒化妆品者没有工商执照，执法部门对其查处时，若不够起刑标准，只能没收其制假设备和产品，并进行罚款。但这些惩罚与制售假冒化妆品者获得的暴利相比太轻微。
据了解，我国《刑法》中对制假售假者的立案标准为售假金额必须达到5万以上，对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立案标注的售假金额必须达到10万以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重于对受害消费者的补偿，而不是对违法者的惩戒。
而一些发达国家对造假犯罪处罚力度则很大，如日本《商标法》相关条款规定，在自知是假冒商品的情况下销售假冒商品的，可能被处以最高10年的有期徒刑，或最高1000万日元的罚款，又或者同时处以有期徒刑和罚款；美国罚款可达200万美元或监禁10年，对有前科的则罚最高额500万美元，监禁20年。
据阿里巴巴初步统计，阿里一年协助执法部门破获469起制售假货案中，目前通过公开信息只能查到33起有判决，且79%的被判刑人员都是缓刑。这导致众多制售假货分子，即使被查出还可以继续从事制假。

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表示，2016年的打假数据表明，“制假售假违法成本太低，成了当下社会假货困境的最重要因素。” 3月7日，马云发布打假檄文，向两会代表倡议“像治理酒驾那样治理假货”。
此前，浙江大学刑法研究所执行所长高艳东建议在立法修改层面，应当参考财产犯罪的修改模式，定罪标准从一元向多元转变，将多次制假售假、影响恶劣、受到过行政处罚而再次制假售假等情形，同时作为定罪标准。
原国务院参事、中国质量协会常务理事郎志正则认为，对制假售假应制定更为严厉的法律法规，将制售假者罚到破产甚至将其送进监狱；其次，打假要从源头抓起，因为制假、造假还是企业生产的问题，所以对企业准入的条件要更加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