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项政策不断落地 确保到2020年农民工工资无拖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被雇主或单位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占比已由2010年的1.4%降至2017年的0.5%。农民工欠薪问题已得到明显遏制

从今年四季度到2019年春节前，将继续组织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推动按月足额支付工资、农民工实名制管理等制度措施尽快落实到企业

日前，人社部对外公布第二期拖欠农民工工资企业“黑名单”。出台工资支付考核细则、实施多部门联合惩戒、设立欠薪企业“黑名单”……近年来，针对农民工讨薪这个老大难问题，各项政策接连出台。2016年，国务院给出治理欠薪时间表，明确到2020年实现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的目标任务。如今，距离这一时间节点越来越近，治理欠薪效果怎样？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还面临哪些挑战？该如何应对？

农民工的喜悦

揪心变宽心，从年底流泪讨薪到按月领工资

“发工资啦！”刚当上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某工地小队长的赵立业心气儿特别足，总是第一时间通知工友们查看银行账户。作为“资深”农民工，赵立业也曾为讨薪犯难过，如今，他长舒一口气笑道：“现在保障好多了，签上了劳动合同，关键还能按月领薪。”

从揪心到宽心，这一变化背后，是国家近年来对农民工欠薪问题的大力整治。

农民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但过去，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流汗又流泪——讨薪难题长期存在。至2001年，这一问题进入公众视野，引发社会关注。

面对欠薪难题，不少地方出台政策启动追缴行动。比如2002年北京对恶意欠薪建筑企业实行“一票否决”，深圳建立农民工欠薪保障基金等。2005年起，有关部门开始探索解决欠薪问题的长效机制，先后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明确总承包企业对农民工工资负总责。到2016年，国务院提出，到2020年努力实现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的目标任务，对从根本上治理欠薪问题作出全面的制度性安排。

如今，赵立业话中的三个关键词：银行账户、劳动合同和按月领薪，都是上述政策措施落地的例证。签订劳动合同使农民工追讨工资时有证可循；办理工资银行卡让农民工工资有了一本“对账簿”，是否发、发多少，一目了然；按月领薪则为农民工领取工资提供了一张“保险单”，分散了集中支付带来的欠薪风险。三项政策相互衔接、互为依托，共同织就了一张农民工工资支付的“保障网”。

“这几年，明显感觉到国家重视保护农民工权益，劳动保障执法力度越来越强，无论是对开发商、承建公司还是包工头都有严格约束。”来自山西吕梁的张泽龙是个有30年经验的包工头，他告诉记者，如今在承包项目时，要向劳动保障部门缴纳一笔工资保证金才能开工，不仅如此，劳动保障部门还会不定期约谈承包企业和包工头，明确要求不能欠薪。

从工资支付链条的各个节点来看，对于末端农民工工资的保障也在倒逼前端各主体改进管理模式。“对总包企业而言，过去对劳务企业和农民工的管理深度不够。现在劳务管理更加精细化，用工动态更详细，工资保证要求更高，所有工程款要优先支付农民工工资；对劳务企业而言，支付压力增加也会倒逼企业细化任务分配、工人管理、业绩考核、工资结算等流程，加强对出勤状况及工作效率的监督力度。”中建二局北京分公司劳务管理负责人卢百华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被雇主或单位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占比已由2010年的1.4%降至2017年的0.5%。农民工欠薪问题已得到明显遏制。

包工头的烦恼

开发商付款比例低，垫资付薪使包工头压力有点大

经过多年的持续治理，农民工领薪已由难转易，但要从宽心到舒心，依然有一些顽症痼疾有待根治。

“我们现在是一季度一结账，不包吃住，差不多每星期给三五百元的零花钱。”来自河北定州的老张，去年跟随认识的包工头来了北京，目前在朝阳区某小区房屋上下水改造工程中打零工，“跟工头挺熟的，就没签劳动合同，相信他的信用。”

老张的经历折射出当前农民工工资支付中存在的问题：按月足额支付还未能完全实现、劳动合同尚未替代“口头合同”。

记者走访发现，老张所说的按季度支付其实是集中支付向按月支付的一种过渡形态。在一些偏远的三、四线城市，等到年底或工程完工时集中支付农民工工资的情况依然存在。按月支付农民工工资为何难以实现？

卢百华解释说，在大多数工程项目中，上游开发商支付比例往往不高，总包企业需垫资开工。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材料支出等垫付压力更大。在这种情况下，还要预付下游农民工工资，按月支付存在一定困难。“农民工工资可不是小头，工资总额一般会占到工程款的20%以上，工资、材料费等都压在承包企业身上，压力有点大。” 卢百华说。

当压力经由总包企业继续向下传导时，包工头的日子也“紧巴巴”。“按月支付对我这种揽‘小活儿’的包工头来说，很难实现。”张泽龙坦言，比如一个20万元的项目，活多钱少，再招财务、会计，人力成本就更高了，所以一般都由包工头统管财务，一次性支付工资。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工资集中支付之所以还能存在，是因为长期以来包工头找人、揽活不靠合同靠信用。在一些地区，包工头作为中间商，两头不签合同，全凭“一张嘴说话”。“干的本来就是组织人的活儿，靠的是‘一传十、十传百’累积起来的信用，如果我这一层失了信用，除非是不打算干这一行了。”张泽龙说。

卢百华介绍，当前我国的劳务公司发展良莠不齐，运营好的劳务公司自有工人占比较高，管理方式更加精细，但有些劳务公司为了扩大规模，会在社会上找小包工头带一批人来干活，管理松散。如果包工头信用好，一切尚可平稳运行，倘若遇到信用较差的包工头，很可能发生欠薪事件。

“当前工程建设领域仍然是欠薪问题的重灾区。”人社部有关负责人指出，市场秩序不规范，违法分包、层层转包、拖欠工程款等问题还大量存在，部分制度建设和属地监管责任还没有充分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任务依然艰巨，工资支付保障制度有待进一步落实。

监管者的决心

从源头抓起，创新相关制度，加大惩戒力度

“要实现2020年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目标，最大的困难仍在于如何解决工程建设领域的欠薪问题。”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说，工程建设领域产生欠薪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垫资施工、层层转包，工资支付与工程款结算等问题纠缠在一起。

卢百华介绍，所谓层层转包，其流程一般是：开发商将项目承包给总承包单位，由总承包单位与劳务公司签订劳务合同，根据项目大小和工种需要，劳务公司再层层转包给负责不同工种的班组，由班组工头吸纳和组织农民工。

这样的层层转包模式因有利于责任到人、提高效率和工程质量而在工程建设项目中被广泛使用，但也在客观上拉长了支付链条、进一步增加了支付风险。

“要解决好欠薪问题，就得从源头抓起。接下来，我们将充分发挥部际联席会议及地方工作协调机制作用，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加大源头治理力度，进一步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市场秩序，严厉打击挂靠承包、违法分包、层层转包、垫资施工等行为。”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说。

除了加强整治，要从根本上破解这一难题，还离不开制度创新。“可以考虑建立业主单位向农民工直接支付工资的绿色通道，穿透总包企业、劳务公司和包工头环节，在发包方层面统筹农民工名单及其身份证号、银行账号，从源头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建议。

卢百华则建议：“由于农民工受约束程度低、流动性大，未来可考虑逐渐淡化劳务企业的综合性管理职能，由总包企业直接对接专业化的各类工种班组，从而减少支付环节，提升管理效率，更好对接农民工。”

此外，还须加强惩戒，让拖欠者处处受限。“‘黑名单’管理制度将持续推行，对重大欠薪违法案件，将在现有每半年公布1次的基础上，增加为每季度至少公布1次，对情节特别严重、引起社会关注的重大案件，随时向社会公布。”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从今年四季度到2019年春节前，将继续组织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欠薪问题和欠薪隐患，推动按月足额支付工资、农民工实名制管理等制度措施尽快落实到企业，落实到每一个在建工程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