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校长陪餐制真有效吗

 刘远举/文 近些年来，校园食品安全问题备受舆论关注。不少人呼吁实施校长陪餐制。日本就有成功的先例。日本的学生餐既卫生又营养，其制度规定就包含：学生校餐由校长先试吃，班主任陪同。

新政终于来了。3月19日，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卫健委等三部委共同发布《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明确中小学幼儿园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

其实，校长陪餐制并非首次提出。早在2012年，教育部等15个部门印发《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等文件，规定为确保食品安全，学校负责人应陪餐，餐费自理。近年来，全国各地很多学校都实施了校长陪餐制。

校长陪餐制，有用吗？答案是肯定的——有。

陪餐有两个效应。接触效应与绑定效应。先说接触效应。校长陪餐，促进了校长接触学生餐，接触多了，发现问题的机会就多，就能及时纠正。

但是，这只是陪餐制度的机制之一，甚至并不是大家最期待的机制。大家最期待的，其实是绑定效应，是希望用“餐食不好威胁到校长本人的健康”来形成威慑，从而导向监督。

先讲一个典型的绑定效应。二战期间，美国将军巴顿在一份报告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牺牲的盟军战士中竟有一半是在跳伞时降落伞失灵摔死的。巴顿叫下属严查此事，但下属说已经向厂家反应好几次了，但厂家总有各种理由。巴顿一听很恼火，立即把厂长找来，让他背降落伞从高空跳下。巴顿说要不定期抽伞包让他跳，从此战士们再也没有因为降落伞失灵而死亡。这个故事，或许是杜撰的，却是典型的绑定效应的例子。

但是，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在校园食品安全中，绑定机制其实是很弱的。

降落伞不好，是一种即刻而巨大的危险。但是，餐饮不是降落伞，没有即刻的、巨大的危险，这种利益冲突远远不够。校长未必对自己吃的饭菜多关心，就如校长可能吃街边的盒饭一样。利益冲突不够，自然也不会因为自身吃到坏的东西而冲冠一怒，和供应商撕破脸皮，然后把自己也拉下水承担责任。

而且，设置利益冲突，是为了破除勾结。校长与供应商或有勾结，但其实并不至于故意放纵劣质食材，这种勾结对校长得不偿失。实际上，真实情况是，校长只要发现了食材不好，肯定是要干涉的，不会冒自己职位风险来为供应商赚黑心钱。所以，绑定是树了一个稻草人的靶子（勾结），然后用并不有力的武器（校长吃了拉肚子）去打。

如此说来，试吃并不能形成绑定效应，仅仅只有一个接触效应。而接触效应，不能长期执行，最终会不了了之。

要校长陪餐制度，关键在于设置利益冲突。顺着这个思路，不难发现，“坏食品”产生的利益冲突，最大的损失者是学生以及家长，那么，有效的监督机制就应该、也必须把家长纳入进来。最关心孩子吃得是不是好、是不是健康的莫过于家长，最有监督热情的也莫过于家长。多所学校食品安全问题的曝光，家长都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提升校园食品安全水平不能光靠学校负责人的责任和良心，也不能靠绑定校长拉肚子的陪餐制度，而是要让家长来紧盯。

更深层次看，还有一个制度与人的问题。

我们只看到了日本非常好的校园餐饮制度，但是，却没有看到制度背后的人。日本人守约、有耻感文化、有公共性、道德水平更高，这才是日本校园餐饮的根本保障。

那么，人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公德源于公共性，在原子化的社会中，公德是无根之木。中国人缺乏各种组织化的社会关系，比如，一个举报老板黑心食材的员工，很难得到相关社会组织的支援。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处于各种严密的关系之中，各种组织、单位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结构。当缺乏社会化的网络来对抗这种结构时，人人随大流，做坏事被揭露的风险很小。

所以，解决校园的食品安全问题，短期的办法，是把家长的监督引入，家长有持续不断的动力去提升食品安全。长期来看，只有一个以社会公德、公共性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才能使人摆脱原子化状态、摆脱稳态结构，在相互监督中，加大做恶的风险，加大自身的道德约束，从而提升个体道德。